從一本《民謠》,打開通往歷史的可能性
《收獲》進校園
來源:澎湃新聞 | 時間:2020年12月11日

  文/羅昕

  “我坐在碼頭上,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……”

  伴隨著學生的朗讀,“收獲進校園——長篇小說《民謠》見面會”于12月9日晚在蘇州大學拉開序幕。這場見面會由批評家、《上海文學》編輯部主任來穎燕主持,也是《收獲》開啟“文學雜志進校園”后的首場活動。

  今年,六十歲的批評家、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在《收獲》雜志第六期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民謠》。熟悉他的朋友玩笑說,就開頭那句“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”,王堯已經說了快二十年。這一次,他終于回到了少年時的鄉村,在“未名河”的北岸徘徊,在碼頭上眺望,找到了他的“民謠”。

  “現在有很多做批評和理論研究的人在寫小說,盡管也有很豐富的思想,但往往是理念大于人物!睹裰{》恰恰相反,它的每個細節都特別生動,把思想性和感性有機地結合到一起。木心說,沒有審美力是絕癥,知識也救不了。有知識,又有審美力,《民謠》就出現了!薄妒斋@》主編、小說家程永新認為,無論如何,《民謠》是今年比較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。

  今年,六十歲的批評家、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在《收獲》雜志第六期交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民謠》。

  “掠過父輩的傳承”

  1972年的5月,漫長的雨水終于停歇,14歲的王厚平(小說中的“我”)在碼頭等待去公社了解歷史問題結論的外公,江南大隊的人們則在等待石油鉆井隊的大船。

  “別看這小說王堯寫了十幾年,小說中的具體時間很短,指向了1972年。地點則落在了碼頭上!迸u家程德培說,“我”坐在碼頭,左顧右盼。從碼頭向左看,是外公家的革命史,從碼頭向右看,是小鎮上奶奶家的家族史。這兩頭來源牽涉到中國村鎮的傳統和秩序。王堯又安排了兩次大火,一把火燒了外公那邊的天寧寺,那里有革命烈士墓和“誰是叛徒”的秘密,另一把火發生在奶奶那邊的石板街,奶奶一家的家庭成分和命運因此改變。

  程德培提到,《救贖之星》這本書講到了一個觀點,即所謂代與代的傳承不是父輩傳給兒子,而是祖父輩傳給孫子。傳承不是順著時間走的,中間是有斷裂的,這叫“掠過父輩的傳承”。小說里“我”和外公、奶奶的關系基本就是“掠過父輩的傳承”。還有一個在小說里反復出現的畫面:一個高個子老人和一個矮個子少年走在一起。這個畫面貫穿了整部小說,一直到最后被夾在一本《紅旗譜》中。

  而“掠過父輩的傳承”,還體現在“我”的教育和閱讀史上。小說里有一個父親一輩的楊老師,還有一個祖父一輩的李先生!拔摇毕雽W文言文,但不想學古書,最后還是在李先生的引導下讀了《詩經》,在批孔運動中學習《論語》。程德培認為這個李先生被寫得特別生動,即使到別人家里討吃的,也從來不說“要”,而是說“借”,人家如果給他東西了,他還給人家作揖。

  作家走走也說到了那個教“我”孔孟之道的李先生。在投水自盡之前,李先生糾正過“我”的一個錯別字:流氓的“氓”,在《詩經》里其實讀meng,是百姓的意思!盎氐竭@篇小說,民眾之歌是由什么人唱出來,又得到什么樣的回響?小說命名為《民謠》,應該是想通過那無數生于土地,長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與命運、機會與行動、思想與感情,來講述一個冷酷的年代。在沒有燈光的夜晚,人們是如何自欺欺人地睡著的呢?也許靠的就是‘天上星星亮晶晶,我們找找北斗星’這樣的民謠。同時,民謠主要記錄著百姓的平常生活,也通過百姓傳播,它又是可以流傳下去的!弊咦哒J為,今天我們讀《民謠》,或許也會意識到它是一首可以傳承下去的歌。

  “所謂的記憶都是被遺忘的,我們只能做到對記憶殘余的模仿,只能做到這樣!背痰屡嗾f,王堯努力地想在《民謠》里還原1970年代初的中國村鎮,并說出了“歷史是故事,人物是細節”這樣的話,“我對這話有些不接受,但是我能理解他有關還原的愿望有多強烈!

  構筑理解歷史的途徑

  在程德培看來,《民謠》前三卷是正文,第四卷是“我”的情感教育的補充,也是“我”在撰寫隊史以外的閱讀史的補充!暗谒木韺ξ襾碚f非常有意思,因為我和王堯的閱讀史幾乎是一樣的。但我好奇的是,沒有這段歷史經歷的讀者怎么看待《民謠》!

  “我是一個距離1970年代有著很長一段距離的人。按程老師的話說,沒有這段歷史經歷。那這樣的人能不能進入這部小說,或者說進入這段歷史,我的結論是:能!弊鳛椤90后”,《民謠》責編、《收獲》雜志編輯朱婧熠相信,讀者完全可以在充滿詩意的語言里跟著主人公一起奔跑,一起回望家族史乃至整個江南大隊的過去!拔覀兺ㄟ^他的眼睛看到了這片土地上無數的人是如何生存,又如何死亡的。我們仿佛就坐在碼頭上,聞著五月麥子的味道,一起等待外公的歷史結論!

  “如果說前四卷是一面鏡子,是過去的呈現,那后面的雜篇和外篇就是另外一面鏡子,是現在對過去的觀照!敝戽红谡f,如果看過《盜夢空間》,大家會記得這樣一個場景——兩面鏡子相對,中間會呈現無數的世界!斑@個小說也是這樣,現在的自己觀照過去的自己,這種觀照和過去本身會碰撞出無數空間。我們要注意到,這兩面鏡子都是作者豎立在那里的,這個小說可以說沒有什么真相或者結論,只有一種呈現,就是過去的呈現和現在的呈現,而這種呈現也是一種‘選擇后’的呈現。如果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這樣的努力,我們或許能夠以另一種方式進入歷史!

  《收獲》副主編鐘紅明發現,不少人到了一定的年齡會寫自己的回憶。她有時候就問他們,你預備把這樣的作品給誰看?因為在她看來,有的作者也許準確描述了當年的細節,但時隔多年,如果自己的想法一點變化也沒有,那么哪怕是同時期經歷過同樣生活的人,也會覺得這樣的文字不一定有很多營養。但在《民謠》里,王堯給更多年齡層的讀者構筑了理解歷史、理解時代的途徑!巴鯃蜻@一代人經歷了劇烈波動的時代,他們格外關注‘我’與歷史的關系。所有的學養和思考,融入了小說的多層次表達,并提供了時代記憶、細節表達背后的思想力量的深度!

  對于《民謠》背后最核心的東西,批評家,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季進認為不僅僅是“回憶”,還有“個人和歷史的關系”。他想,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進入小說文本,每個人都能“看到”什么。

  批評家、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陳霖談到小說時間的處理營造了“過往即異邦”的空間感,他特別認同《民謠》中的故鄉觀:“或者應該稱之為文學地理學。文學故鄉的空間與我們今天的空間形成了張力,它們之間的距離能允許更多的東西在里面穿越。剛才年輕編輯的解讀讓我感到特別欣慰,這個小說不只是重溫了一段過去,還讓我們打開了更多可能!

  《民謠》如何“革命”?

  可以說,當下不少文學批評家都在“轉型”,在從事文學批評、學術研究的同時開始小說創作。

  “比如張檸、吳亮,還有山西的一個老批評家李國濤,他晚年的時候以‘高岸’為筆名寫小說,也寫得很有味道!迸u家、《小說評論》主編王春林說,北大中文系主任楊晦曾說過中文系不培養作家,但他個人認為不是這樣,“放眼當下,一方面是大量批評家在寫小說,另一方面是許多作家進駐校園,成了大學教授。所以王蒙當年提出的‘作家學者化’,現在已經不再是問題!

  而且,回歸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語境,王春林認為“批評家寫小說”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!艾F代文學三十年,從1917年到1949年,很多優秀的小說家也是優秀的批評家,比如魯迅、李健吾。周作人雖然沒寫小說,但他的散文創作也是齊頭并進的!

  就在今年9月的“第六屆郁達夫小說獎審讀委會議”上,王堯直言當前小說在總體上并不讓他滿意,提出小說界需要進行一場“革命”。在他看來,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并未完成,而小說“革命”的精神卻散落了。當下的文學不再與思想文化互動,也不參與歷史的重建和現實的建構,小說家格局逼窄,直面現實的能力鈍化,“個人主義話語”庸俗化成一地雞毛,文學喪失了“我與世界”連接的能力!霸趺磳憽钡淖穯栆参茨苡尚问阶兂蓛热,而形式從作家認識、反映世界的方法變為僅僅是一種手段,失去了再生、新變的可能,長篇小說也不再具有結構力。他還提到語言,認為1980年代小說“革命”的一個重大的變化,是“語言不再被視為技術和工具,語言的文化屬性被強調”。

  在場的嘉賓也玩笑說,《民謠》會讓大家非常好奇,一位大力提倡小說“革命”的批評家,他自己的小說是如何進行“革命”的?

  盡管王堯一再表示,他的小說創作和對當下小說的不滿“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”,但在《民謠》的創作談中,他也自承“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,那就是我想重建‘我’與‘歷史’的聯系”。他努力尋找小說的“調性”,著力于摸索語言和結構,“想嘗試‘形式’如何在《民謠》中成為內容”。

  他說:“我覺得沒有什么‘批評家’的‘小說’,我寫作的過程是不斷放棄許多概念和閱讀經驗的過程。如果拙作與文學批評有關,那就是我自己對意義世界和小說藝術的理解影響了自己的文本,而不是突出了批評家的理念!

  “在某種意義上,《民謠》讓我想到了蕭紅。蕭紅除了《呼蘭河傳》,還有一些關于小說創作的個性化理論。她認為小說不只有一種標準小說,也可以打破常規,有各種各樣的面目。我覺得王堯和蕭紅對小說創作的理解是不謀而合的!蓖醮毫直硎,《民謠》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小說“革命”的期許:集自傳性、散文化與抒情性于一體;在小說結構上設定內篇、外篇、雜篇,富有創造性;強調細節的重要,淡化故事的色彩;對歷史的復雜、人性的曖昧進行重現與表達;帶有濃烈的江南水意,是典型的南方寫作。

  季進注意到《民謠》在語言、結構、人物上都做了很用心的處理和設計:“特別是語言和細節,真的非常驚人,特別綿密。這個小說如果不細讀的話,會進不去的,但是真的進去了以后,你會發現到處是點,每一個點都可以深挖!

  《收獲》主編程永新也評價道,《民謠》的語言從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控制得很好,非常講究節奏,語言本身可謂中國文學界的一大“收獲”。而在敘事視角方面,《民謠》既有“我”成長時的視角,又有“我”長大后的視角,還有社會的視角、人性的視角……不同的視角共同構成了王堯這部小說的世界觀,并在轉換中擦出奇妙的火花!皬囊郧暗纳⑽、批評到現在這部小說,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學位的漢語之子!

  《收獲》“走出辦公室”

  王堯說,在《收獲》上發作品是自己多年來的愿望。他一直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寫作者,將來如果能在《收獲》發三篇小說,或許就可以叫自己為小說家了。

  我們知道,大量的經典名作如路遙《人生》、陸文夫《美食家》、余華《活著》、賈平凹《秦腔》、遲子建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、莫言《蛙》、蘇童《黃雀記》、金宇澄《繁花》、李洱《應物兄》等在《收獲》首發,這份雜志被譽為“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簡寫本”。一直以來,文學青年也對《收獲》非常癡迷。

  不可否認的是,影視也在漸漸搶奪文學在大眾娛樂生活中的位置,以前大伙會在飯桌上談論一部小說,現在的“C位”話題常常是影視、綜藝和抖音。

  也因此,《收獲》雜志發出了“走出辦公室”的聲音。這次的“文學雜志進校園”就是他們的第一次嘗試。在校園之外,“收獲出發”——文學會客廳首站也在同一天來到了蘇州誠品書店,程永新、王堯、走走與詩人小海、作家朱文穎齊聚一堂。小海直言《收獲》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標桿,營造了很好的文學生態和場域。朱文穎說,《收獲》一直是經典和創新之間的橋梁,有眼光,也有膽量。

  程永新表示,之所以將蘇州選為《收獲》雜志“走出去”的第一站,主要是因為蘇州有特別龐大的作家群,包括陸文夫、蘇童、范小青、荊歌、葉彌、朱文穎、戴來、路內等作家,他們也都曾在《收獲》上發表作品。

  “我們在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作者力量,經常在論壇、研討會中見面。我們就想,能不能讓每個地方的更多讀者分享到這些高品質的文學內容?”《收獲》編輯吳越告訴澎湃新聞記者,文學雜志本身是很多IP的內容源頭,很多圖書、影視甚至是公共話題最初都發于這里,“我們今后想做一個‘收獲首發’的概念,在雜志首發和圖書出版之間找出空檔,聯動作者,也與各地高校、書店合作,增加我們與讀者面對面交流文學的可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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